8月号的印度《Vogue》杂志引发了一场争议。
该期杂志推出了16页旨在宣传皮质柔软的高级手袋、镶有珠宝的离合器踏板，还有显示社会地位与财富象征的伞。而配合专题拍摄的并非是流行明星或印度富人圈的“达人们”，而是贫民窟中的普通印度老百姓。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图片是：一位缺了上门牙的印度老妇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的头颈上佩戴着芬迪(Fendi)的围脖。这条围脖的零售价为100美元。另一幅则是，一家三口挤在一辆摩托车上，这是印度百姓日常出行的方式。其中，妈妈并未戴安全帽，不过她的手腕上挂着的是爱马仕(Hermes)包，此包的市价超过1万美元。还有一副图片是一位无牙的赤脚男人拎着价值200美元的巴宝莉(Burberry)的伞。
印度《今日邮报》的专栏作家Kanika Gahlaut认为，杂志的这种宣传不但缺乏教养，而且明显令人生厌。她把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戏称为“庸俗的象征”。在她看来，让一位穿着亚历山大·亚昆(Alexander McQueen)设计的衣服，站在满是泥巴的小屋内摆拍，这事“并不有趣或是令人愉悦”。她说：“在过去的10年中，印度有成千上万的农民由于负债累累而自杀。”
根据上周世界银行的数字显示，印度有近一半的人口每天的收入少于1.25美元。《纽约时报》称，任何国际奢侈品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是私人银行家都清楚，印度拥有快速增长的富人阶层，这让印度成为销售高端产品、最富吸引力的“新兴世界”之一。
贫穷和富裕的差异对比让那些想要进军印度的奢侈品制造商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一边是大量无法凑齐生活费的贫民，想想，在一个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1000美元，甚至还有许多人连饭都吃不上的国家里，你怎么可能去卖一个价值1000美元的手提包？另一边则是富人阶层的崛起，消费能力强大和消费欲望强烈。过分奢侈的宣传必将激发贫民心中仇富的怒火。由此，宣传把握的力度、范围都值得斟酌。
贝恩资本公司的奢侈品消费专家柯劳迪亚·D·阿匹兹奥认为，应该要在印度市场建立“品牌意识”，就像那些在中国设立的消费品牌一样，开一些品牌的旗舰店，同时进行电视宣传等活动。柯劳迪亚还说，因为印度的人口还在不断地增加，所以成功的奢侈品制造商将会创造新的国家振兴——人们通过购买他们的产品来展示自己的富足。但是他同时还提醒，当街道上满是为生存挣扎的人时，在那里开设奢侈品专卖店，要尤为谨慎。
印度版《Vogue》杂志的主编塔纳对于8月杂志出刊后受到的批评则给予了平淡的回复。她认为，杂志就是要展现“时尚的力量”，而印度版的《Vogue》则证明了时尚已不再是富人们的专利了。任何人都可以与时尚同行，进而让自身更加美丽。但是你不用把时尚想得太严肃、太认真，因为我们从未试图进行什么政治声明或是非要去拯救地球。
毕马威负责亚太消费市场的合伙人戴力行说：“在西方，人们即使能够买得起一样奢侈品，但是却不去买它，这是因为他们不想要炫耀他们的财富。但是在印度和一些新兴城市中，如果你成功了，你一定还想要向别人证明你确实是成功了。此时，奢侈品就是最好的证明方法之一。”